在商业文明迭代与全球变局交织的时代,企业核心决策者面临从“优秀”到“卓越”、从“企业家”到“新商业领袖”的本质跨越。本文基于北清商学院“新商业领袖思想后EMBA·启明计划”的“明明学”核心理念,以“明理-通路-成人-达事”为逻辑主轴,深度融合中国传统哲学智慧、西方思辨思想、复杂科学思维与人文素养培育,探讨新商业领袖的认知觉醒、心力成长与价值创造路径。研究认为,新商业领袖的成长本质是思想体系的重构与文明担当的觉醒,需在繁华与质朴的辩证中锚定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根基,通过“认知升维-实践贯通-思想立言”的三阶跃迁,实现个人、企业与社会的价值共生,最终成为商业文明的创生者与引领者。 关键词: 新商业领袖;明明学;认知觉醒;价值共生;商业文明 引言:时代变局下商业领袖的思想之问

当商业版图既定、增长曲线趋缓、世俗成功成为常态,当代企业家正面临一场深刻的精神叩问:财富之上,意义何在?管理之后,何以引领?成功之外,如何成事?这一系列追问的本质,是商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领袖认知维度的必然要求。在人工智能重构产业逻辑、全球文明冲突加剧、现代性困境日益凸显的背景下,传统依赖经验主义的管理模式已难以应对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,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亦无法支撑企业实现基业长青。 从中国传统哲学视角观之,这一困境恰是“道术失衡”的现代投射。道家有言“有道无术,术尚可求也;有术无道,止于术”,儒家亦强调“君子务本,本立而道生”。当代商业发展长期聚焦于“术”的精进——营销策略的迭代、管理工具的升级、技术手段的革新,却在“道”的探寻上渐行渐远,最终导致企业家陷入“增长焦虑”与“意义迷失”的双重困境。这种困境,在本质上是对商业本源的背离。中国自古便有“商道酬信”的古训,明清商帮更是将“义利相济”奉为圭臬,而现代商业在狂飙突进的增长中,却逐渐遗忘了这份根植于文化血脉的商业伦理。 北清商学院推出的“新商业领袖思想后EMBA·启明计划”,正是对这一时代命题的回应。该计划跳出传统商学院“术”的传授,聚焦“道”的探寻,以“明明学”为指引,提出“商业之上,思想先行;不止于商,不惑于心”的核心主张,旨在帮助已抵达“成功彼岸”的企业家完成思想深潜与认知重构。本文立足该计划的课程体系与核心理念,结合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精髓、系统科学的前沿成果、人文素养的培育路径,深入剖析新商业领袖的成长逻辑与实践路径,为新时代商业文明的构建提供思想资源与实践参照。 理论根基:“明明学”与新商业领袖的成长逻辑

(一)“明明学”的核心要义:溯源于“明明德”的思想觉醒 “明明学”的命名,根植于儒家经典《大学》开篇之论: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。”此处的“明明德”,第一层“明”为动词,意为“彰显、发扬”,第二层“明德”为名词,指人先天具有的光明德性与良知。这一思想贯穿儒家思想体系的始终,是中国传统士人修身立业的根本遵循。“明明学”正是对这一传统思想的现代转译与创新发展,以“觉醒之明”与“贡献之明”为双轴,构建了新商业领袖的成长坐标系。 “觉醒之明”指向对自我、世界与商业本质的认知澄明,解决“怎么看”的根本问题。这一维度呼应了道家“澄怀观道”的处世智慧——老子言“涤除玄览,能无疵乎”,唯有摒除内心的杂念与偏见,涤荡被功利蒙蔽的心智,才能洞察事物的本源;亦契合禅宗“明心见性”的修行法门,强调破除我执,超越对财富、地位的执念,实现对自我认知的超越。在商业语境下,“觉醒之明”要求企业家摆脱“利润至上”的执念,看清商业的本质是“成人达己”的社会协作,是“利物益生”的价值创造。它引导企业家追问三个根本问题:企业存在的终极意义是什么?商业活动如何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?财富积累如何转化为文明进步的动力? “贡献之明”聚焦将觉醒认知转化为社会价值创造,回答“如何做”与“向何处去”的实践命题。这一维度承接了儒家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担当精神,将个人的认知觉醒与企业的发展、社会的进步紧密相连;同时吸纳了墨家“兼相爱,交相利”的实践哲学,强调商业活动的互利共赢属性,反对损人利己的单边主义。在商业实践中,“贡献之明”要求企业家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战略与社会需求,以商业创新解决社会痛点,实现“企业价值”与“社会价值”的同频共振。它要求企业家在决策时不仅要算“经济账”,更要算“社会账”“文化账”“生态账”,让企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。 二者相辅相成,构成“认知-实践-升华”的完整闭环,其本质是通过思想的淬炼实现“明心见性”,通过实践的贯通达成“达事成人”。“明明学”并非简单的思想拼凑,而是将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文哲思与现代商业实践深度融合,形成的一套兼具东方智慧与现代精神的领袖成长理论。它既区别于西方强调个体价值的领导力理论,也不同于传统商学院侧重工具理性的教学体系,而是立足中国文化土壤,为新商业领袖提供了一套“内圣外王”的成长范式。 (二)“明理-通路-成人-达事”的进阶框架:契合传统哲学的知行逻辑 新商业领袖的成长并非线性积累,而是遵循“明理-通路-成人-达事”的螺旋式上升逻辑,这一框架构成了“启明计划”的核心设计脉络,其内在逻辑与中国传统哲学“知行合一”的思想一脉相承。王阳明曾言:“知是行之始,行是知之成。”这一思想打破了知与行的二元对立,强调二者的辩证统一,而“明理-通路-成人-达事”的框架,正是这一思想在商业领袖培养中的具体体现。 1.明理阶段:以“觉醒”为关键词,扎根传统智慧的认知根基 明理,即明辨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,这一阶段的核心是完成“认知觉醒”,超越机械论认知模式,建立生态化、演化性的世界观与商业观。“启明计划”引导企业家深入研读儒、道、墨、法等诸子经典,从传统哲学中汲取认知智慧:儒家“天人合一”的整体思维,帮助企业家理解企业与自然、社会的共生关系,摒弃“人类中心主义”的短视思维;道家“反者道之动”的辩证思维,让企业家洞悉“盛极而衰,否极泰来”的商业周期规律,在顺境中保持警醒,在逆境中坚守定力;法家“因时制宜”的变革思想,启发企业家在变局中把握创新机遇,以制度创新驱动组织升级;墨家“节用尚俭”的务实精神,提醒企业家摒弃铺张浪费的奢靡之风,践行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。通过与传统智慧的对话,为领袖成长建立思想压舱石,避免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迷失方向。 2.通路阶段:以“贯通”为核心,打通“知”与“行”的实践桥梁 通路,即打通从认知到实践的转化路径,解决“怎么走”与“成为谁”的实践问题。这一阶段呼应了王阳明“知行合一”的哲学主张——“知是行之始,行是知之成”,强调认知与实践的不可分割,反对“知而不行”的空谈与“行而不知”的盲动。“启明计划”帮助企业家掌握哲学、科学、美学等多元思维模型,将传统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落地的商业工具:将儒家“仁政”思想转化为企业的人本管理模式,关注员工的成长与福祉,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;将道家“无为而治”的理念转化为企业的赋能管理策略,减少层级束缚,激发组织的内生动力;将兵家“谋定而后动”的思想转化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方法,强调“先胜而后求战”,避免盲目扩张;将法家“法不阿贵”的思想转化为企业的制度建设原则,构建公平公正的组织秩序。通过这一过程,实现认知与心性的协同成长,让思想真正成为指导实践的力量。 3.成人阶段:以“蜕变”为目标,涵养传统士人的精神气度 成人,即完成从管理者到领导者的内心转化,涵养从容中正的气度与凝聚人心的能量。这一阶段的内核是儒家的“修身”之道——《大学》言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”,强调个人修养是一切事业的根基,没有良好的个人修养,再高明的管理技巧也只是“术”的层面,难以成就真正的伟业。“启明计划”引导企业家以传统士人的标准砥砺心性:学习儒家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的大丈夫气节,树立坚定的商业操守,在利益诱惑面前坚守底线;体悟道家“上善若水”的处世智慧,培养谦逊包容的领导气质,懂得“处众人之所恶”的谦卑之道;践行禅宗“平常心是道”的修行理念,保持在顺境与逆境中的平和心态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;传承墨家“摩顶放踵利天下”的奉献精神,培养心系苍生的家国情怀。通过心性的涵养,形成兼具温度与韧性的领导力内核,让领袖的人格魅力成为凝聚团队的核心力量。 4.达事阶段:以“创生”为归宿,践行经世致用的商业使命 达事,即通过商业实践创造价值,实现“成人达己”的终极目标。这一阶段的本质是传统“经世致用”思想的现代实践,从顾炎武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担当,到张謇“实业救国”的践行,中国历代仁人志士都将个人事业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,而新商业领袖的“达事”,正是这一精神的当代延续。“启明计划”推动企业家将个人认知与能量转化为企业可持续的价值创造,构建个人与企业的思想体系,在解决社会问题中实现商业价值——或投身乡村振兴,以产业赋能带动共同富裕,践行儒家“富民”思想;或聚焦科技创新,以技术突破助力国家发展,传承墨家“尚贤”理念;或传承传统文化,以商业创新激活文化遗产,弘扬中华美学精神。最终成为商业文明的积极创生者,实现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的三不朽追求。 这一框架打破了“重术轻道”的传统商业教育局限,凸显了思想体系在领袖成长中的核心地位,为新商业领袖的迭代升级提供了清晰的行动蓝图。它强调,真正的商业领袖不仅要懂管理、会经营,更要明事理、有格局、怀天下,在商业成功的同时,实现精神的富足与人格的完善。 认知觉醒:新商业领袖的思想根基重构

认知觉醒是新商业领袖成长的起点,其核心在于打破固有思维定式,建立与复杂世界相适配的元认知能力。“启明计划”通过“与传统对话”“与规律对话”两大核心模块,推动企业家完成认知维度的跃迁,而这一跃迁的根基,正是深植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土壤。 (一)与传统对话:文化主体的身份觉醒,重拾商业的文化根脉 商业领袖的认知根基离不开文化土壤的滋养。一个缺乏文化自信的企业家,难以在全球化浪潮中站稳脚跟;一个脱离文化传统的企业,难以构建持久的核心竞争力。“与传统对话”模块聚焦儒、道智慧与西方思想的深度融合,推动企业家从“商业角色”向“文化主体”转变,重拾中国商业的文化根脉。 中国自古便有“儒商”传统,明清时期的晋商、徽商更是将儒家思想融入商业实践,形成了“以义制利”的商业伦理。晋商票号坚守“宁叫赔折腰,不让客吃亏”的信条,徽商奉行“贾而好儒,义利相济”的准则,这些传统商业智慧,正是当代商业文明重建的重要资源。“启明计划”引导企业家重新审视这一传统:儒家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担当精神,为商业领袖注入了责任伦理,使其理解企业不仅是利润载体,更是社会价值的创造者。正如徽商所践行的“贾而好儒”,经商并非只为谋利,更是为了实现“达则兼济天下”的人生理想。在当代商业语境下,这意味着企业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,将环境保护、员工福祉、公益事业纳入企业发展战略,实现“义利兼顾”的商业追求。例如,在乡村振兴战略中,企业家可以借鉴晋商“联号经营”的模式,构建“企业+合作社+农户”的产业生态,带动农民增收致富;在文化传承领域,企业家可以效仿徽商“捐资兴学”的传统,支持非遗技艺的保护与创新,让传统文化在现代商业中焕发新生。 道家“道法自然”“无为而治”的智慧,则教会领袖在变化中保持从容,在复杂系统中把握平衡,避免陷入功利主义的陷阱。老子言“治大国,若烹小鲜”,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企业管理——过度干预反而会破坏企业的内生动力,唯有顺应企业的发展规律,给予员工充分的信任与授权,才能激发组织的活力。在市场竞争中,道家“夫唯不争,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”的思想,启发企业家摒弃恶性竞争的思维,专注于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打造,通过差异化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。例如,在互联网行业的“内卷”浪潮中,有的企业坚持“少即是多”的产品理念,摒弃同质化的功能堆砌,以简约的设计和极致的体验赢得用户;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中,有的企业践行“顺其自然”的发展思路,根据自身优势选择细分赛道,避免盲目跟风扩张,最终在细分领域做到极致。 西方从古希腊哲学到启蒙运动的理性传统,则帮助领袖看清现代性困境的生成逻辑,在全球化变局中确立自身的历史方位。“启明计划”并非厚此薄彼,而是倡导“中西合璧”——以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思维与人文精神,弥补西方理性主义的碎片化与功利化缺陷;以西方科学的逻辑思维与创新方法,激活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实践价值。例如,将儒家“中庸之道”与西方管理科学的“量化分析”相结合,在企业决策中实现“平衡”与“精准”的统一;将道家“阴阳相生”的辩证思维与西方系统科学的“复杂理论”相融合,构建适应不确定性的组织架构。 这种文化主体的身份觉醒,本质是为领导力建立不可动摇的价值根基。当商业领袖能够从文化传统中汲取精神力量,便不再局限于“赚钱”的单一逻辑,而是将企业发展融入文明传承的宏大叙事,实现商业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同频共振。正如“明明学”所强调的,真正的领袖之力,始于清晰的头脑与澄明的心,而文化觉醒正是澄明内心的重要路径。 (二)与规律对话:复杂系统的思维跃迁,融合传统智慧与科学思维 如果说与传统对话是建立价值根基,那么与规律对话则是升级认知工具。“启明计划”引入量子思维与复杂科学,帮助企业家超越机械论认知,以生态化、演化性的视角重新理解商业与组织,而这一过程恰恰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思维不谋而合。 经典物理学的确定性思维已难以应对当下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,而量子思维所强调的概率性、关联性与整体性,为理解复杂商业系统提供了全新视角。有趣的是,量子思维的核心观点与道家“万物负阴而抱阳,冲气以为和”的思想有着惊人的契合——二者都强调事物的关联性与整体性,认为世界并非由孤立的个体组成,而是由相互关联的系统构成。在这种认知框架下,企业不再是孤立的经营单元,而是嵌入社会网络中的复杂系统,其发展受到市场、政策、技术、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。例如,一家新能源企业的发展,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技术实力,还与全球能源政策、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、消费者的环保意识等因素密切相关,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。 复杂科学则揭示了企业作为“生命体”的本质属性,这与儒家“生生不息”的生命哲学一脉相承。《周易》言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,强调宇宙万物都处于不断生长、演化的过程中,企业作为社会的“生命体”,同样遵循着“生长化收藏”的演化规律。“启明计划”引导企业家以复杂科学的视角审视企业发展:在“生长”阶段,企业应顺应市场需求,快速扩张,如同春天万物复苏,蓬勃生长;在“化”的阶段,企业应主动求变,转型升级,如同夏天万物繁茂,迭代更新;在“收”的阶段,企业应收敛锋芒,修炼内功,如同秋天万物成熟,沉淀积累;在“藏”的阶段,企业应韬光养晦,蓄势待发,如同冬天万物蛰伏,静待春来。同时,借鉴儒家“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”的变革思想,在企业发展的关键节点主动求变,实现组织的迭代升级。例如,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,传统制造企业可以借鉴“生生不息”的思想,将数字化视为企业进化的契机,通过业务流程再造、组织架构调整,实现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跨越。 在这一认知框架下,领袖需要掌握第一性原理、系统思维、反事实推理等科学工具,从表象问题切入,穿透到背后的结构与规律,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。这种思维跃迁的核心,是从“管理控制”转向“生态赋能”,从“线性规划”转向“演化迭代”,为企业在复杂变局中保持韧性与活力提供认知支撑。而这一转变的背后,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智慧与现代科学思维的深度融合。它让企业家明白,管理企业并非“控制机器”,而是“培育生命”,需要尊重规律、顺应趋势、激发活力,才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。 心力成长:从管理到领袖的实践贯通

认知觉醒是思想前提,心力成长则是实践保障。新商业领袖的心力成长,体现为将抽象认知转化为具体实践的能力,涵盖财富观、审美素养与内在心性三个维度,对应“与财富对话”“与美对话”“与自己对话”三大模块,每个模块都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土壤。 (一)与财富对话:从利润数字到文明资本,重塑“以义制利”的财富观 财富观的重构是新商业领袖心力成长的关键一环。传统商业逻辑将财富等同于“利润数字”,以利润率、市值等指标衡量企业的成功与否,这种单一的财富观容易导致企业陷入“增长陷阱”,甚至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择手段。而“启明计划”推动领袖实现财富观从“利润数字”到“文明资本”的跃迁,这一跃迁的内核正是儒家“以义制利”的财富观。 儒家认为,财富本身并无善恶之分,关键在于获取财富的方式与使用财富的目的。《论语》言“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”,强调财富的获取必须符合道义,反对通过欺诈、剥削等不正当手段积累财富;荀子亦言“先义而后利者荣,先利而后义者辱”,明确了义利之间的先后关系,认为只有以义为先,才能实现真正的荣耀。“启明计划”引导企业家以这一思想为指导,重塑财富认知:财富的本质是社会资源的载体,其价值不仅在于财务回报,更在于通过财富创造推动社会进步、应对现代性困境。 这一转变具体体现为从慈善捐赠到战略性影响力投资的升级:企业家不再将慈善视为单纯的“回馈社会”,而是将其作为文明对话的载体,通过财富运作构建价值共生的生态系统。例如,借鉴晋商“身股制”的智慧,推行股权激励计划,让员工分享企业发展成果,实现“财散人聚”的管理目标,这正是儒家“均无贫”思想的现代实践;通过影响力投资支持社会创新项目,既获得合理的财务回报,又推动教育、环保、乡村振兴等社会议题的解决,这正是墨家“兼爱”思想的具体体现;通过构建商业生态,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发展,实现财富的共享与增值,这正是道家“共生”思想的现实应用。 这种财富观的重构,让商业领袖摆脱了“财富焦虑”,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实现了精神富足,达成“赚钱”与“成事”的统一。正如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所言:“志于道德者,功名不足累其心;志于功名者,富贵不足累其心。”当企业家将财富视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工具,便会超越对财富的执念,获得更为持久的精神动力。他们会明白,真正的财富不是银行账户上的数字,而是企业创造的社会价值、积累的品牌信誉、凝聚的团队力量,这些才是企业基业长青的根本保障。 (二)与美对话:从功能主义到审美赋能,汲取东方美学的精神滋养 审美素养是新商业领袖的核心竞争力之一。在物质匮乏的时代,产品的功能属性是核心竞争力;而在物质丰裕的时代,产品的审美价值成为差异化竞争的关键。“启明计划”强调超越功能主义,唤醒深层审美直觉,将东方美学精神转化为产品、品牌与组织的灵魂与差异化内核。 中国传统美学有着独特的精神内涵,儒、道、禅三家共同构筑了东方美学的根基。儒家美学强调“文质彬彬”,主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,将审美与道德修养相结合,认为“乐者,德之华也”,审美活动是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;道家美学追求“大音希声,大象无形”的境界,强调自然、简约、空灵的审美品格,反对过度雕琢的人工之美;禅宗美学则倡导“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”的空灵意境,追求瞬间永恒的审美体验,强调在平凡事物中发现美。这些美学思想,为当代商业审美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。 “启明计划”引导企业家将东方美学融入商业实践:在产品设计中,借鉴道家“道法自然”的理念,追求简约、质朴的设计风格,摒弃过度包装的奢华之风,例如,一些新消费品牌以“留白”为设计语言,用极简的包装传递环保理念,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;在品牌建设中,汲取儒家“言必信,行必果”的诚信精神,打造具有文化底蕴与人格魅力的品牌形象,例如,一些老字号品牌通过挖掘历史文化内涵,将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相结合,实现了品牌的年轻化转型;在组织管理中,践行禅宗“平常心是道”的理念,营造和谐、宁静的工作氛围,激发员工的创造力,例如,一些企业将园林美学融入办公空间设计,让员工在自然雅致的环境中工作,提升了工作效率与幸福感。 在物质供给日益丰富的当下,消费者的需求已从“有用”转向“美好”,产品的审美价值成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将东方美学精神融入商业实践,能让产品超越功能属性,成为情感与文化的载体;能让品牌摆脱同质化竞争,形成独特的文化标识;能让组织超越功利性目标,成为员工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。审美赋能的本质,是通过“美”的创造实现价值升维,让企业在满足用户物质需求的同时,滋养用户的精神世界,实现商业价值与审美价值的融合。 (三)与自己对话:从自我中心到意义共生,践行“修身为本”的心性之学 内在心性的整合是新商业领袖心力成长的核心。“与自己对话”模块聚焦领袖的内在突破,帮助其洞悉自我深层驱动,整合优势与潜意识里的限制,获得凝聚意义共同体、点亮团队潜能的核心心力。这一过程,正是儒家“修身为本”的心性之学在当代商业语境下的实践。 巅峰之后的企业家,往往面临“内在驱动力缺失”的困境。当财富、地位、名誉等外在目标一一实现后,很多企业家会陷入“意义危机”,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向何处去。从传统哲学视角观之,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“我执”——过度关注自我的成就与欲望,而忽视了他人与社会的需求。“启明计划”引导企业家以儒家“修身”之道砥砺心性,通过“自省”“慎独”等方式破除我执,实现从“自我中心”到“意义共生”的转变。 儒家强调“吾日三省吾身”,通过自我反省不断修正自身的行为与思想。“启明计划”鼓励企业家定期进行自我反思:反思企业的发展是否符合道义,是否偏离了初心;反思自身的领导是否以人为本,是否忽视了员工的需求;反思企业的决策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,是否带来了负面的影响。通过这种反思,企业家能够清晰认识自身的优势与局限,在成就事业的同时实现个人成长。例如,一些企业家通过写“反思日记”的方式,记录每天的所思所想,在反思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与心性。 同时,儒家“和而不同”的思想,启发企业家构建组织心灵——将个人愿景转化为团队的共同追求,打造有信念、有温度的组织。在这样的组织中,每个成员都能感受到自身的价值,都能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。正如《中庸》所言:“和也者,天下之达道也。”唯有和谐的组织氛围,才能激发团队的凝聚力与创造力。例如,一些企业通过建立“共享愿景”的机制,让员工参与企业战略的制定,增强员工的归属感与责任感;一些企业通过开展“心性成长”工作坊,帮助员工缓解工作压力,提升心理韧性。 正如“明明学”所强调的,领袖的核心心力并非来源于权力与地位,而是来源于内心的澄明与整合,来源于对团队、对社会的真诚贡献。当领袖能够与自己和解,便能以从容中正的气度应对各种挑战,凝聚人心,形成强大的组织合力。他们会明白,真正的领导力不是“控制人”,而是“点亮人”,通过自身的榜样力量,激发团队成员的潜能,共同创造更大的价值。 价值创生:商业文明的新形态与新实践

新商业领袖的终极追求,是成为商业文明的创生者与引领者。这一目标的实现,需要在“与未来对话”中确立历史方位,在思想立言中构建价值体系,在实践创新中推动商业文明的迭代升级。而这一过程,正是中国传统哲学“经世致用”思想的现代延续。 (一)与未来对话:从趋势应对到未来塑造,担当文明传承的时代使命 “与未来对话”模块聚焦科技伦理与文明变局,帮助企业家确立企业与个人的历史方位,从趋势应对者升维为未来塑造者。当下,人工智能、生命科技等新技术的发展既带来了巨大机遇,也引发了伦理困境;全球化变局与亚洲智慧的兴起,则重塑了商业文明的形态。新商业领袖需要具备前瞻性的文明视野,在技术创新与伦理底线之间找到平衡,在全球竞争与文明对话中把握机遇。 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视角观之,这一时代变局正是“阴阳相生”的辩证体现——新技术的发展是“阳”,伦理困境的出现是“阴”;全球化的扩张是“阳”,本土化的觉醒是“阴”。新商业领袖需要以“中庸之道”把握二者的平衡,既不能因循守旧、抗拒创新,也不能盲目追求技术进步而忽视伦理风险。例如,在人工智能领域,企业家需要在技术创新与隐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,既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,又要防止技术滥用对人类社会造成伤害;在全球化浪潮中,企业家需要在国际合作与本土自主之间找到平衡,既要融入全球产业链,又要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可控。 这种未来塑造能力,体现为对商业文明新形态的构想与实践:一是构建“商业向善”的价值体系,将社会责任嵌入企业核心战略,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。这一理念与墨家“兼相爱,交相利”的思想一脉相承,强调商业活动的互利共赢属性,反对损人利己的单边主义。例如,一些企业将“碳中和”目标纳入企业发展战略,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绿色生产,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;二是推动跨界融合与创新,打破行业边界与思维定式,通过“异质性”碰撞催生新的商业生态。这一实践与道家“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的思想相契合,强调创新的本质是多元要素的融合共生。例如,一些企业将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相结合,打造了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产品,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;三是参与全球治理,将中国商业智慧融入全球商业文明,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贡献中国方案。这一担当与儒家“天下大同”的理想相一致,体现了中国企业家的全球视野与时代使命。例如,一些中国企业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下,将中国的技术、经验与当地的需求相结合,推动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。 (二)思想立言:从认知沉淀到体系输出,构建融贯古今的思想体系 “启明计划”的核心成果之一,是帮助学员凝练《个人与企业思想宪章》,完成从学习者到思想创生者的跨越。思想立言并非简单的观点总结,而是将碎片化的认知、感悟与实践,整合为贯通、自洽、充满生命力的个人思想体系。这份思想宪章既是领袖个人的行动罗盘,也是企业发展的根本遵循,更是对商业文明的重要贡献。 思想立言的过程,是领袖对自身商业实践与思想探索的升华,其本质是中国传统“立言”精神的现代延续。《左传》有言“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其次有立言”,将“立言”视为人生的三大不朽事业之一。新商业领袖的思想立言,正是要将自身的商业智慧与实践经验总结提炼,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成果,为更多企业家提供借鉴与启示。 在这一过程中,企业家需要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根基,融合西方现代管理思想,构建独具特色的商业思想体系:通过梳理企业发展的核心逻辑,明确企业的使命、愿景与价值观;通过反思个人成长的关键节点,确立自身的精神追求与文明担当;通过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,提出具有前瞻性的商业主张。例如,有的企业家以儒家“仁”的思想为核心,构建了“人本管理”的思想体系,强调“员工第一”,通过完善的福利体系与成长机制,激发员工的创造力;有的企业家以道家“道”的思想为指导,形成了“生态发展”的商业主张,强调企业与自然、社会的和谐共生,通过绿色生产与公益事业,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;有的企业家以兵家“谋”的思想为借鉴,建立了“战略制胜”的管理模式,强调“先胜而后求战”,通过精准的战略定位与高效的执行,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。 当领袖能够将个人思想体系转化为企业的行动指南,便能推动企业实现从“被动发展”到“主动创生”的转变,为商业文明注入新的思想活力。这份思想宪章,不仅是企业的“精神名片”,更是中国商业文明走向世界的“文化载体”,它让世界看到,中国的商业发展不仅有“速度”,更有“深度”与“温度”。 (三)实践创生:从思想共创到价值落地,打造“成人达己”的商业生态 思想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实践来检验。“启明计划”强调从思想共创到行动转化,邀请“商业向善”与社会创新领域的实践者担任导师,指导学员将《思想宪章》转化为可落地的微型创新项目。这种实践创生的核心,是将抽象的哲思转化为具体的商业行动,实现“明心见行”的终极目标,其本质是“成人达己”的商业伦理的实践。 “成人达己”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核心理念,意为成就他人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。这一理念与儒家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的思想一脉相承,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成就,反对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。“启明计划”引导企业家以这一理念为指导,打造价值共生的商业生态。实践创生的形式多种多样:可能是一个聚焦社会问题的创新产品,如基于道家“天人合一”思想开发的环保产品,通过可降解材料的应用,减少白色污染;可能是一个推动产业链升级的生态项目,如借鉴晋商“联号经营”模式构建的产业联盟,通过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,提升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;也可能是一个促进文化传承的商业计划,如将传统手工艺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的文创项目,通过市场化运作,让非遗技艺焕发生机。 这些实践的共同特征是坚持价值共生的逻辑,既追求企业的可持续发展,又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、创造公共价值。例如,某学员企业以儒家“富民”思想为指导,投身乡村振兴事业,通过建立农产品直供基地,既帮助农民增收致富,又为城市消费者提供了绿色健康的食品,实现了“农民受益、企业盈利、消费者满意”的三方共赢;某学员企业以道家“自然无为”的理念为指引,打造了数字化的柔性生产平台,既提高了生产效率,又减少了资源浪费,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。 这种实践不仅让企业获得了独特的竞争优势,更推动了商业文明从“利己主义”向“共生主义”的转型,为构建更加美好的商业世界提供了实践样本。它让人们看到,商业不仅可以创造财富,更可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、促进文明发展的积极力量。